治理(governance)是为达到集体秩序、实现社会的共同目标，由公共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围绕国家与社会事务进行协调、合作、互动的过程．作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政府治理特指有政府这一公权力机构参与下所开展的治理活动．同时，政府治理也是我国当前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与核心形态．政府在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总原则下开展国家治理活动，积极发展创造与市场及社会多元主体相协同的合作治理格局，运用信息技术等治理工具，全面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与水平。
党和国家为我国“十四五”期间的政府治理实践与研究指引了总方向．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确立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全面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方面体制改革议题．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列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通过一次中央全会专门探讨研究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并将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确立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内容．这为中国管理学界如何围绕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议题开展研究指明了道路。
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方针要求中国管理学界肩负起探究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建设路径的重任，深入挖掘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其运作与建构的科学规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十四五”发展战略优先领域“中国背景的政府治理及其规律”专家会议的研讨认为，具体研究方向应该包括：探索中国特色政府治理实践的变迁模式及规律，深化行政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理顺职责关系，加快实现政府治理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探索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的公共服务与资源配置规律，提升政府治理在推动社会发展、增进社会福利、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探索信息技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影响规律，正确运用新技术为政府治理赋能；探索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前沿理论与规律，发展中国特色的决策与评估理论，理顺政府结构、政府行为、政府绩效的逻辑关联，构建现代化的制度环境、制度结构和关系结构，激发积极、恰当、有效的政府治理行动，并实现对政府治理活动绩效的精准评价与及时反馈。
一、国际发展态势与我国发展优势
(一)政府治理的国际发展态势
世界各国的公共管理实践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普遍经历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范式转变．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其核心理念是将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工具引入行政部门内部，同时将部分公共管理职能转交给私营机构与社会组织，以试图提升公共管理效率与效果．然而，这一运动并没有脱离“管理”的传统路径，只是一定程度上重新配置了公共事务的管理责任归属，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公共事务的处置状况．为解决上述问题，进入21世纪后，“治理”(governance)替代新公共管理，成为全球公共管理实践的主要实施路径．在这一新兴范式的引领下，世界各国的公共管理活动主要体现出两大核心特征：
一方面，在政府治理的整体格局上，全球各国政府着力营造合作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也称协同治理)格局，即在治理活动中，政府引领构建起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与第三部门的合作关系，与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共享治理资源，协同开展决策活动[1]．合作治理实践呈现多中心化特征(polycentricity)，即在社会治理系统内容纳多个具有相对自主决策权的决策中心，根据一系列总体规则协同运作[2]．例如，美国多地出现了区域委员会，这一委员会作为官方授权的非营利性组织，为联邦和州政府项目提供技术和人力支持，支持地方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活动[3]．在智能电表等新技术的推广普及过程中，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州立法机构、州政府、公用事业公司、环境保护组织、消费者合作构建了新技术实施的多中心治理结构[4]，多个决策中心相互依赖，协同推动公共事务的处理．在合作决策的基础上，政府与社会进一步开展合作生产(coproduction，也称合供、协同生产)，即在公共事务中，由不在同一组织中的个体共同向公共产品的生产与递送过程投入资源[5]．在垃圾回收、青少年矫正、邮政服务、义务教育、移民家庭的社区融入、医疗卫生服务、公共设施维护等多个领域内，政府主体与非政府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产品的设计、生产，交付和评估环节[6]，实现公共产品的合作生产[7]。
另一方面，为适应政府、市场与社会合作治理的需求，世界各国政府持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通过改革来调配政府上下级、平级部门间以及政府与社会这三重关系，并持续强化行政机构的问责性(accountability)与响应性(responsiveness)．特别在提升政府的问责性与响应性层面，各国政府通过对行政组织结构与管理流程的再造，为公众问责提供便利，使公权力机构能够对公众的问责及时、有效做出回应．例如，美国联邦政府专门设立了全国突发事件管理系统，强化政府部门对突发社会问题的响应能力[8]．许多国家还尝试构建循证式的公共服务模式，强化证据对公共服务评估工作的支撑，以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充分回应与满足公众需求[9]．同时，不断迭代的信息技术支撑构建了各类虚拟社区与社交媒体平台，助力于各国政府的数字政府建设，也强化了公众的问责能力[10]．此外，为响应大数据时代下社会公众对高价值数据的需求，政府数据开放运动(open government data)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各级政府机构产生、收集和控制的数据不再封闭于政府内部，而是通过数据开放活动得以被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和个人在低门槛甚至无门槛的条件下使用．各类非政府主体对政府数据进行二次开发，创造新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如今，政府数据开放也成为数字政府建设的标配之一[11]．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2020全球重要城市开放数据指数》报告显示，纽约、首尔、洛杉矶、巴黎都已成为全球政府数据开放的领军城市．政府数据开放运动还倒逼政府部门启动相应的机构改革，设置专门机构管理政府数据的共享与开放事务，典型机构包括美国运输统计局[12]、英国公共部门透明度委员会[13]等。
(二)政府治理的中国经验与优势
结合中国本地情境，我国的政府治理围绕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方向，在行政机构改革、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数字政府建设等多个维度展开，积累了一系列中国经验，形成了政府治理的中国优势。
中国政府治理的第一重经验与优势是坚持行政体制机制改革．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总原则的基础上，我国持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14]，特别是在转换政府职能、整合职能相似部门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大部制改革，大幅减少了国务院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下设组成部门[15]，推动地方政府间形成跨区域合作网络以处理重大公共事务[16]．此外，我国基层政府在政策实践中积极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有助于基层治理结构适应性地调整与转换，实现治理效能的提升[17]．同时，为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与社会主体的积极性，中国政府大力开展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18]．其中，简政放权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重点，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工作，着力减少投资项目审批、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减少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工商登记制度，降低创业门槛[19]；在优化公共服务方面，政府通过与市场主体的良性互动，引导市场开展有序竞争[20]，并积极培育市场化服务；地方政府在角色转换与转型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公共支出结构，注重公共服务的福利效应及长期影响，不断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并推动高质量发展[21]．这一系列改革成效显著，极大地优化了我国营商环境。
中国政府治理的第二重经验与优势是鼓励各级政府开展治理创新实践．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我国各级政府广泛开展治理创新活动并取得瞩目成效．例如，北京等地着力理顺政府各层级间的权责关系，构建“乡镇/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的基层治理模式，有效提升了政府治理效能[22]；上海等地着力建设合作治理新格局，吸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等社会力量，协助政府实现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辅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智能社区精细化服务，实现社区治理的创新[23]．此外，诸如“最多跑一次”、“一次办好”的改革创新实践在浙江、陕西、山东等地兴起，力求实现民众和企业到政府办理一项业务时，只要满足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从受理申请到形成办理结果的全过程就只需要民众或企业一次上门，甚至依托信息技术实现民众与企业的零上门[24]．这些治理创新实践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推广与扩散[25]。
中国政府治理的第三重经验与优势是技术赋能与技术治理的相结合．中国政府在运用新技术为政府治理赋能的同时，也积极对新兴技术做出监管与规范，并引导技术创新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26]．在政府治理赋能层面，基于政府内部数据共享，上海运用信息技术开展“一网通管”与“一网通办”建设，从集成政府治理活动全链条的角度出发，基于政府内部壁垒的打通和部门间数据共享，全面提升公共管制与公共服务活动的效率与效能[27]．在新技术的监管方面，伴随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兴起，各级政府不仅积极考虑引进新技术来助力政府治理活动，也始终从社会公益角度出发探索对新技术的治理与规范[28]．在推动技术发展与引导技术创新方面，当前处在技术加速变革的战略机遇期，政府通过积极开展公共服务与体制机制创新，因时、因地、因情制定利于知识流动的政策措施[29]，推动技术要素的创造、运用与渗透，促进技术要素的自主有序流动与高效公平配置，培育更多依托新技术形成的发展动能[30]，提升社会的总体福利．此外，为响应社会对高质量数据资源的需求，政府数据开放活动在我国各地广泛兴起．政府数据开放平台通过向市场与社会传递公共数据资源的方式，鼓励市场与社会主体对政府数据的开发利用以创造经济社会价值，开辟了协同治理下合作生产的新路径[31]．在中央政府的政策引导下，我国各地加速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省、市级数据开放平台数量从2012年的3个、2017年的20个增长到2020年的142个，成果斐然．政府数据共享与开放已成为未来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重点内容。
(三)政府治理的理论研究成果与未来趋势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治理已成为全球公共管理学术研究的核心议题，新公共治理(new public governance)、多中心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网络化治理(network governance)等新兴政府治理理论日益深入人心[32]．根据Ni等学者的研究[33]，央地关系[34]、公共服务[35]、行政组织[36]始终是国际公共管理学界的主要研究主题；同时，伴随全球公共管理实践从“管理”迈向“治理”的转向，对上述经典议题的研究也被纳入到了新情境下开展重新探讨．特别地，随着市场主体、社会主体以及个人广泛地进入到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合作治理格局为政府治理创造了新情境、新挑战，世界各国公共管理研究者开始对政策执行(implementation)、公共服务递送(service delivery)、项目管理与监控(program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绩效评估(performance evaluation)等经典议题展开新的探索[37]．研究者们特别关注在有着更多非政府主体参与的情境下，政府如何保障履行其治理责任、扮演正确的治理角色并且有效地回应变化社会中的新需求[38]，如何围绕治理需求设计央地政府关系、构建横向部门间网络[39]，如何响应公众的问责并做出恰当的回应[40]．研究者们进一步提出，政府通过完善教育、科技及社会服务等公共政策，可以确保更多社会参与者从创新发展中受益，进而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41]。
另一方面，伴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与快速发展，新技术日益融入公共行政组织的日常运作与改革活动支撑，并为政府部门赋能[42]．于是，数字治理(digital governance)、数字政府(digital government)以及公众基于数字技术的参与(E-Participation)成为国际公共管理研究的热门议题[43]．各国研究者们重点关注了新技术对公众面向政府问责[44]与透明政府建设[45]所发挥的巨大支撑作用．此外，研究者们也注意到，新技术也使更大范围的合作生产成为可能．基于社交媒体与互联网平台等新技术，合作生产活动在丰富公共产品供给种类、缩短不同群体之间公共福利获得差距上的功能得到了公共管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46]。
在研究方法层面，世界各国的政府治理研究除了继续广泛应用经典的社会调查、比较制度研究、案例研究、统计分析及政策文献计量等方法外，近年来也通过与其他领域的交叉融合，不断借鉴和使用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前沿分析方法．其中，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计算社会科学分析方法，与基于随机对照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及实地实验(field experiments)的社会科学实验方法，受到了政府治理研究者的积极关注和采纳[47]．一方面，作为仍在快速发展和不断探索中的计算社会科学方法，为政府治理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分析工具．通过计算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复杂性科学、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的结合[48]，研究者可观测到公共部门、公共政策在复杂社会系统的运行过程中呈现出的长期动态作用与精细变化特征；同时，面对治理过程中不断生成的海量高维数据，计算社会科学方法辅助研究者们探索和开发智能化分析手段，为绩效管理、公共财政、政府规模、信息公开等治理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范式和观测角度[49]．另一方面，随机对照实验和实地实验的应用，帮助研究者们检验公共政策及公共项目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更加精确地识别政策产生的因果作用，理解受作用群体在政策影响下的行为变化[50]．上述方法可应用在诸如反贫困政策、公共服务、教育项目及福利政策等方面的研究．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颁发给了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和Michael Kremer三位长期致力于应用实地实验方法研究如何缓解全球贫困的学者[51]．总之，通过不断吸纳、融合新的研究方法，政府治理研究为公共部门的管理与决策提供更具参考价值的科学性依据。
中国的政府治理研究也一直处在快速发展轨道上．中国学者始终立足于本国情境，紧密围绕我国政府治理的现实需求，努力讲好中国故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理论突破与发展，国家治理、精准扶贫、社区治理、数字治理等议题成为研究热点[52,53,54,55]．在国际发表方面，中国公共管理学界的整体影响力显著上升，中国大陆在公共管理SSCI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数占全球论文数份额已超过5%，且是目前国际发表份额唯一出现明显增长的国家．在国内发表方面，公共管理学界在《中国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学报》、《管理世界》等国内顶级期刊的发文总量快速提升，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有效回应了政府治理的许多现实热点问题，为实践难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智力参考．同时，政府治理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日渐丰富，学者对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更加纯熟，社会实验[56,57]、实验室实验[58]、政策模拟[59]等前沿方法开始在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崭露头角。
从研究内容来看，中国的政府治理研究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丰富研究领域和研究议题，以响应重大现实需求．首先，社会的快速变动以及多部门合作治理的新格局彰显了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也吸引了中国公共管理学界的持续关注．在这一议题下，研究者们广泛探讨政府行政体制如何适应社会变迁，如何通过改革实现敏捷治理[60]，如何在治理网络中推进政策的执行[61]以及如何在治理过程中体现改革价值[62]．其次，伴随着政府治理范式“从管理到治理”的变迁，我国政府治理研究的主题也同步发生着转向，研究对象从单一主体扩展到了多部门主体[63]．中国公共管理学界深入挖掘治理活动中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各类主体的行为逻辑[64]以及对特定议题的态度与认知[65]，探究各主体间的权力配置、资源共享等问题，揭示主体间的互动规律及其影响因素[28]，分析了新治理范式下的政府角色与作用[66]，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理论积累．此外，循证决策、微观政治行为等政府治理前沿理论也在中国情境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67,68,69].
同时，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迭代，不仅持续为行政管理部门赋能并开拓新应用场景，也为政府治理研究创造了新的研究议题[70]．总的来看，中国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可以归入“技术+治理”这一大议题[71]．“技术+治理”议题的第一重形态是“对技术的治理”，包括探究如何对各类数字平台展开治理与监管[72]，探究如何在新技术的运用中保护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73]，探究人工智能应用中的社会影响[74]及其伦理规范问题[75]，探究如何通过政府治理体系建设推动创新驱动发展，让技术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23]．“技术+治理”议题的第二重形态是“用技术的治理”[76]，包括探究基于信息技术的数字政府建设[77]、基于社交媒体的政民互动[78]、区块链等新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应用[79]、政府数据的共享与开放[80]等问题．如何利用前沿技术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已是近年来我国政府治理研究的关注重点[81]。
综合国内外政府治理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态势，紧密结合中国背景与国家需求，本领域的专家讨论提出，在“十四五”期间，政府治理主题下的中国管理学研究体现出以下几方面主要趋势。
1.深化有关完善国家行政体制、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的研究．“十四五”期间，中国管理学界预计将着力于总结有关中国特色政府治理的实践经验，寻找适应中国情境和治理需求的决策与评估科学方法，提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的构建方法与路径。
2.推进有关政府、市场与社会主体合作治理的研究．“十四五”期间，中国管理学界预计将继续探究多主体合作治理网络的复杂形成路径，揭示合作治理格局下多方主体发生互动的客观规律，拓展合作治理的适用领域，持续关注新的合作生产实践。
3.拓展“技术+治理”议题下的相关研究．“十四五”期间，中国管理学界预计将从“对技术的治理”与“用技术的治理”两方面双管齐下，探索对大数据、数字货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产物的监管方法与规制方式，研究区块链、机器学习、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适用场景与作用规律，探究政府如何推动技术要素与数据要素的高效公平配置，深化数字治理、数字政府建设、政府数据共享与开放、智慧城市等议题的研究。
4.行为公共管理研究的进一步兴起．“十四五”期间，中国管理学界预计将围绕公共服务动机、社会信任、公共声誉信号、公共道德行为等议题，广泛开展行为公共管理研究，利用科学方法揭示治理活动中政府、市场、社会以及个人等多方主体的行为动机与行为逻辑。
5.提升案例研究等经典研究方法的施用水平，推动计算社会科学、实验等新方法的扩散与普及．“十四五”期间，中国管理学界预计将继续重点推进中国政府治理的案例研究发展，做到“讲好、讲深、讲透、讲准中国故事”，持续探索各类新方法在政府治理研究中的应用，为政府治理相关科学规律的总结提供新证据。
二、主要研究方向及其典型科学问题
在中国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及其规律这一重要议题下，承接前文所提到的研究现状与趋势，面向“十四五”时期，中国管理学界可沿循以下四大研究方向展开研究与探讨，四大研究方向同时对应一组典型科学问题，具体如下：
(一)中国特色政府治理实践的变迁模式及规律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按照党和国家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的重大职责．政府治理在不同国家的实践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演变规律，进而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水平．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其特有的政党领导制度、政府行政体系、经济管理体制彰显了中国特色．现有研究在国家治理的框架下，以行政管理为核心的政府治理研究进行了一般性理论构建，重点围绕政府治理结构、机制、模式、工具、行为与绩效等议题展开．中国特色政府治理实践的变迁体现在“国家行政体制、政府职责体系、政府组织结构、央地关系”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带来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绩效的变化．由于各个历史阶段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与主要矛盾不同，涉及到空间、层级与功能的多维度调整，呈现出政府治理变迁的高度复杂性．政府治理实践变迁实施的动力、速度、主体、方式及其传导方向都具有阶段性、差异化特征，并对一定历史时期内的重大议题做出针对性的回应，形成中国特色政府治理实践变迁的不同模式与内在规律．预计在“十四五”期间，乡村振兴、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等重大议题将引领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变迁。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中国特色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动力与机制，中国政府治理结构的特征与演化规律，中国特色政府治理实践变迁的效应测度与评价，政府治理实践变迁的空间、层级与功能传导规律，政府治理实践变迁模式的国际比较，政府治理模式对重大议题的回应与变革路径，推动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与治理机制，等等。
(二)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的公共服务与资源配置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逐渐建立与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多种合作关系，涵盖购买服务、公私伙伴关系等多种方式，目的是优化对政府、市场和社会资源的配置，初步形成多方协同的公共服务合作治理局面．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和法治环境日趋完善，人民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市场和社会部门加速发展，数字化信息化能力显著提升，服务型政府建设日益深化，使公共服务合作治理获得了更为坚实的发展条件．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当前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合作治理的基本动力、模式、规则、效果和发展演变规律，探究合作治理格局下政府、市场与社会主体的态度认知、行动逻辑与互动规律，有助于科学研判我国公共服务跨部门协同的适宜领域、发展程度、建设形态和推进步骤，为相关政策与制度设计提供理论与证据支撑，以实现基于公共服务供给侧的复合有效的治理格局。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政府-市场-社会合作治理范式形成和演变的路径与影响因素，不同协作模式对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共服务效果的影响，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的多方协同应对机制，合作治理中的公共价值保护与提倡机制，政府-市场-社会主体关系的演化与重塑，合作治理中的风险管控机制，合作治理中微观主体的认知与行为规律，多主体共同决策与共同问责机制的形成与发展规律，政府在市场运行及多主体协同过程中的服务与引导机制，参与合作治理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影响及其规律，等等。
(三)信息技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影响规律
信息通讯技术的融合和发展催生了信息社会与知识社会的新形态，推动了科技创新模式的嬗变，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信息社会的变迁，不仅是一场技术的更新换代，更是一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变革．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及其在政府领域的广泛应用正深刻改变着政府的运作方式和创新模式．政府信息化建设呈现出移动性、社会性、虚拟性、个性化等全新的特征．伴随着现代数字信息技术深度渗透至社会经济领域，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全面展开．数字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的社会变革，不仅体现为借助信息技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更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本身的变革，以适应乃至促进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同时，信息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不仅持续推动产业升级，也产生着复杂的社会效应．这为我国政府如何正确引导产业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挑战。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数字治理与智慧政府的体系构建与运行机理，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规律与机制，人工智能、区块链和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影响，信息技术与政府统计、审计及问责方式的变革，新技术应用中的公共价值创造路径，健康、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新技术赋能机制，新技术社会效应的测量、评估与政府应对策略，新技术推动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与政府治理路径，等等。
(四)信息技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影响规律
政策科学是围绕政府治理活动中的政策过程而产生的系统科学理论，涵盖政策过程中的议程设置、政策制定、政府决策、政策工具选择、政策执行、政策终结、政策变迁、政策创新扩散等重要理论议题．在有限理性的约束下，政策过程中的决策主体、执行主体、被执行主体以及评估主体都遵循一定的行为规则以发挥自主能力，同时，各主体之间还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政策科学理论正是将上述现象抽象归纳为科学规律，进而为政府治理提供智力支撑．“十四五”期间，中国政策科学的发展面临社会提出的两大新要求：一是我国社会的快速变迁重塑了政策环境，在多主体参与公共事务、高新技术深度介入等新环境条件下，响应社会变迁、体现前沿性的政策科学规律有待学界探索与挖掘；二是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所特有的法律制度、伦理规范、历史文化、人文生态构成了独有的中国情境，这一情境为拓展和总结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理论规律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机遇。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中国情境下的政策过程运行与演化机理，政策过程中的决策机制改革与创新规律，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创新，新技术条件下的政策执行变革与规律，中国情境下的政策主体行为规律，中国特色的政策制定与评估理论前沿，等等。
三、结束语
运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及其规律，对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是党和国家为“十四五”期间中国政府治理研究确立的总体指导方针．通过对国内外政府治理实践经验的总结、学术研究成果的梳理以及未来研究趋势的研判，本文提出，中国管理学界可围绕中国特色政府治理实践的变迁模式及规律，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的公共服务与资源配置规律，信息技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影响规律以及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前沿理伦与规律这四个主要研究方向深入开展研究，对相应科学问题做出解答．上述四个主要研究方向及其相应的科学问题不仅承接已有的政府治理经典研究内容，也涵盖了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新方向、新议题．“十四五”期间，中国管理学界将通过扎实深入的政府治理研究，为建设行政方式创新、行政效能良好、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让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供智力支持，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略）
原文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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